The Verve

　　“7-17”馬航空難聚焦了全球目光。真相雖然懸而未解，但大國博弈卻愈演愈烈，本就十分脆弱的烏克蘭局勢因此不斷升級，本就處於低谷的美俄關係也因此“雪上加霜”。國際社會對此焦慮感上升，“新冷戰”說開始頻繁見諸報端，大獲市場，成為這種情緒外接式硬碟的具體體現。
　　縱觀奧巴馬上任以來的美俄關係，現狀的確不容樂觀。2008年後，美俄關係曾出現過一段“蜜月期”。但隨著歐洲反導系統的強化，俄羅斯維護地緣戰略空間的緊迫感增強，兩國關係的氛圍也發生變化。圍繞利比亞、敘利亞等問題，兩國分歧加劇；在俄羅斯大選、斯諾登事件等問題上情趣用品，美俄心結難解，漸行漸遠。但雙方仍有一定程度的默契，成功地化解了多個危機。
　　然而，以烏克蘭危機、克裡米亞入俄為節點，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急轉直下。美俄相互指責對方的行為，將危機的責任歸咎於對方，針鋒相對，互不相讓，陷入了類似於“膽小鬼博弈”的政治困境。兩國的緊張關係在一次次外交碰撞、製裁與反製裁中不SD記憶卡斷升級。而在中歐地區，俄羅斯與西方頻繁軍演，軍事對峙局面已若隱若現。不少輿論表示，從中看到了美蘇冷戰時期的影子，認為以此次墜機為導火索，歐洲將更緊密地團結在西方陣營之內，俄羅斯與整個西方關係惡化的趨勢已不可逆轉。
　　美俄關係的惡化的確牽動國際關係、影響全球政治進程，其影響澎湖民宿不容忽視，但就此認為人類將迎來一場“新冷戰”，不免有些言過其實，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變了，不應帶著舊框架去看待新問題。
　　首先，我們正處在一個“政治多極化”的時代。在多極化時代，決定國際關係走向的是各國間的合SD記憶卡作，而非對抗。如今，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、軍費投入僅相當於美國的1/8和1/7，二者相距甚遠，“美蘇兩強對峙”的時代已一去不返。伴隨歐洲一體化不斷深入、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，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在地區和國際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，日趨多元化的主體與千差萬別的利益訴求正成為制約體系戰爭、反對霸權主義的重要力量。
　　其次，我們正處在一個“經濟全球化”的時代。在全球化時代，經濟相互依賴已成為制約國家間衝突的“利器”。當前，歐洲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額高達4000億美元，歐洲能源的1/3來自於俄羅斯，而作為一個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能源出口大國，俄羅斯對歐洲的經濟依賴甚至更高，歐俄都無法承擔“新冷戰”所帶來的經濟風險。
　　最後，我們正處在一個“社會信息化”的時代。由於城市化推進、互聯網擴張，知識的普及，人才與信息加速流動，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“全球市民社會”正在形成，它們最大的特征是反戰，不崇拜戰爭英雄，秉持“人類是命運共同體”的基本理念，倡導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，他們已成為維護國際和平的生力軍。
　　美俄會陷入“新冷戰”嗎？在新的時代條件下，這一問題有了新的答案。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與一次冷戰，戰爭的殘酷性推動著人類反思戰爭、拒絕悲劇重演。“制約戰爭的力量來源於對戰爭的恐懼”，從一個視角看，對“新冷戰”的擔憂為我們傳遞的是一種呼喚和平的正能量。“戰爭起源於人的思想，務需在思想中築起保衛和平的屏障”。
　　(董春嶺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助理研究員，海外網專欄作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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